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今，成员从原先的112个增加到2014年7月的160个，完成全球97%的贸易额。而与此同时，成员之间贸易摩擦也不可避免，环境壁垒、劳工问题等技术壁垒问题频频出现。由于全球贸易的传统治理系统跟不上经济交往的步调，所以交易双方会自行制定相关规则，通过规则的激励和约束完成交易，而相关领域的规则演化为统一标准，如药品标准、食品标准和劳工标准等。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掀起了社会责任运动，联合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的产品，直接倒逼采购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采购时必须有SA8000、FLA、WRAP等劳工标准认证。史晋川等、Lin和Ferrando认为，这类劳工标准是贸易双方通过私人合约形成的微观法律移植，且符合Miller分类的外部命令式法律移植。Bartley和Zhang通过对珠三角及北京、上海制造业企业劳工标准调研发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在移植到中国企业时积极面是有的，如企业员工对企业责任和劳工权利的认知及自我保护等，但总体还是被动接受，在中国有所限制，未能很好执行。
一般认为，在中国这种外部命令式劳工标准移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是因为卖方较弱的讨价还价能力，但事实是在中国有一些产品卖方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这种较强的市场势力很多源于此类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分工或垄断。笔者通过去浙江几个认证企业调研发现，像维生素市场就是寡头垄断，买方竞相购买此类产品，价格主动权一直为卖方牢牢把握，属于典型的卖方主导型市场。这样的市场结构劳工标准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什么因素影响其变化？最后的市场绩效又如何？
SA8000由美国认证机构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认定，截至2014年6月，全世界认证国家和地区达到71个，分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涉及就业人数达2019193，而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认证企业达到601家，涉及服装、纺织、化工等诸多领域。劳工标准认证已成为提升企业实力及获得采购商订单的必要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对劳工条件改善有促进作用。类似像沃尔玛、苹果这类大型采购商在采购产品时，要求供应商有相关劳工标准的认证，并且定期进行评估审核，评估审核结果可作为双方交易的重要凭证。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例如意大利、保加利亚纷纷通过更多劳工认证获得进入其他国家的产品入场券，同时国内劳工条件也有很好的提高。而在浙江的调研发现，即使是卖方主导型企业，认证机构对其劳工标准评测成绩一直都停留在及格层次，而不像欧洲一些国家的认证企业标准等级都会保持在较高层次。为什么基于卖方市场的中国企业认证标准如此被动？从法律移植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移植最终效率主要取决于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匹配度。国外标准移植到国内是否适用？作为微观个体的供应商与采购商基于卖方市场结构如何进行行为博弈，最后形成均衡劳工标准？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传统劳工标准研究一般更多倾向于外生性研究，即劳工标准作为既定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经济的影响。而如果把供应商劳工标准认证看作是微观法律移植，就要从内生性角度研究其机制变化，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尝试。围绕劳工标准从内生性角度去研究其演变规律，特别考虑到微观个体行为变化对混同劳工标准均衡产生的影响是个全新的课题。本文将从卖方市场角度去分析代表发展中国家企业劳工标准移植的规律、困境及未来出路，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劳工标准移植促进产品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劳工标准借助贸易平台移植到中国，对中国劳工条件甚至劳工法律制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现实的分析发现其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基于卖方主导型市场运用信号模型分析涉及移植的微观个体相互博弈对均衡劳工标准的影响，得到如下两个结论：首先，在中国类似像VE这样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个体理性的收益最大化使得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一步步调整均衡价格信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使劳工标准呈现出较低(最低)状态。其次，当同类企业呈现凹函数分布，即能力弱的企业密集度更高，会产生最低标准混同均衡，能力较强企业也会较为合作地选择低劳工标准信号；反之，当同类企业呈现凸函数分布，即能力强的企业比例越来越高，最后会产生非最低标准混同均衡，也即非合作均衡。这种合作与非合作均衡都是基于特定现实各自集体理性的结果，而要达到非合作均衡首先需要微观个体尝试从最低混同均衡转变到分离均衡。长远来看，基于分离均衡带来的“标新”收益往往要高于处于混同均衡的低收益，这也是发达国家更多企业提高劳动标准的动力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的目标。
中国更多企业参与认证，但最后认证也都陷入“及格”陷阱，形式上改善了劳工条件，从长远来说对产品升级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不利之处，如有很多采购商投诉中国隐藏着“血汗工厂”，对产品的品牌和声誉产生不良影响。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类供应商劳工标准差异可以看出，劳工标准的提高面临较多风险和沉淀成本，要保持风险中性，从内在标准上下真功夫，长期来看才能获得更高信号收益。在原始资本累积同时，更要实实在在地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把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体利益尽可能摆在同等位置。工人积极性提高了，社会认可度提高了，无论是对产品质量还是同行竞争都会产生正效应。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的卖方市场主导型企业，不能因为短视而耗尽自己本来的品牌和竞争优势，一步步把市场主动权交还于竞争者。政府和相关检验机构要严格把控检验的各个环节，平时不定期检查监督，避免生产商“明认证”、“暗分包”于二级供应商(“血汗工厂”)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让更多企业参与提高标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及时升级产品技术，目的是让产品的信号被更多采购商和消费者所接受。以劳工标准认证为契机，以微观的信号发送带动产品结构全面提升，促进国家宏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