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宝盈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刘传葵
证券时报记者 杨 波
编者按：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深化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关注。去年9月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日前，深交所负责人表示：今后上市公司实施再融资、并购重组时，监管部门将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社会责任型投资开始浮出水面，更有基金业内人士表示，应考虑发起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型投资基金，并在所有基金投向的契约中引入社会责任概念。那么，何谓社会责任型投资？这一新生事物对基金业有何意义？本报特约宝盈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刘传葵博士，就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话题作更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在最近两年的牛市中，基金取得了优异的投资业绩，基金规模也得以超速扩张，业绩与规模是否基金公司的终极目标？
刘传葵：近一年来，基金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但我们不能沉醉于当前基金辉煌的业绩表象，如果基金行业仅仅满足于业绩和规模，则这个行业的立意不可谓高，这个行业的持续性不可谓长，这是监管部门和行业内人士不愿意看到的。
从目前情况看，业绩与规模是考察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商业责任履行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而相对于商业责任的另一个责任就是社会责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逐渐兴起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变被动为主动，对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认同，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要求合作方、供应商也必须接受劳工保护标准、环保标准的审查，在国际上形成一股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浪潮。
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已越来越重视自身负有的社会责任。人们认识到，盈利是公司发展的基础，而担负起社会责任则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业绩与规模绝对不是基金公司的终极目标，而是实现更高远目标的基础。打比方说，业绩与规模是登山的大本营，而接下来的营地是登山过程中的前进营地及登顶前的冲锋营地，任何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都不会满足于仅仅在大本营呆呆。对一个志存高远的行业或公司也是这样，绝不会仅仅满足于企业自身福泽于己的那点利润。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起我所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实际大股东中铁工程总公司，对其总会计师作为宝盈董事长的一次讲话有很深感受。她讲了中铁在建设青藏铁路的时候怎么注意环境保护问题，又讲到中铁这样的大国企除了为国家谋利外也为那么多底层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个企业能想到在赚钱以外所承担的东西，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证券基金行业发展到今天，一个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可能就达到内地一个省的居民储蓄存款金额，但同时一个行业在人数上又甚至不如一个大国企解决的就业人口（虽然有行业特点的原因），那么这个行业应该在为有限的持有人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怎么去谋利于更广大的社会？应该是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不可否认，基金业在对价值投资理念的推动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但在投机风日盛的现在，价值投资开始变得脆弱，基金是否还有能力承担倡导理性投资的责任？
刘传葵：我认为，讨论基金是否有能力倡导理性投资，有两个基础，一是这个资金主体是否具有足够的市场影响力；二是这个主体在进行投资中是否从理性投资中获得了利益，这是一个事物得以继续的基础。在一定阶段上不排除个别基金参与一些投机行为，但总体上，由于基金规模庞大，投机性的标的根本满足不了基金的资金容量。在目前情况下，基金的主要力量已经难以脱离理性投资的轨道，而且只有理性投资方式，才是基金区别于其他一些投资主体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国内的基金管理者从一开始就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方法进行资产管理。在投资方法上，基金也是国内最先使用计量模型和数理工具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的机构，目前几乎所有的基金公司都在运用现代投资理论进行组合投资管理。
虽然，基金作为具有特殊管理形式的利益主体，其投资行为具有天然的趋利性，我们并不能要求其主观上承担起稳定市场、倡导理性投资理念的功能。但是，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借助信息不对称和资金优势进行的机构与散户之间的博弈格局逐渐消失，加上监管力度的加强，市场更倾向于在公认的价值和价格评估体系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以投资价值的标准，发现投资机会，这为基金合法合规操作提供了市场基础。
在看上去繁华的背后，是基金业整体的浮躁与天然的逐利性，在上一轮的牛市泡沫中出现了“基金黑幕”，而基金经理“老鼠仓”、信息披露不充分等也一直受到诟病。基金公司是否应该居安思危，建立行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刘传葵：对目前普遍良好的投资业绩，我觉得业内人士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是基金制度的设计使然，比如确保的股票持仓比例使基金能延续性分享这次上涨，排除了基金经理个人哪怕阶段性看空的因素，而股市的大背景更不用说。在为投资者谋求尽可能大的投资回报的同时，基金业要进一步取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同，获得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有意识地承担起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基金一方面作为集合资本的代表去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的交叉，基金更是代表了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今后，为国际上社会责任投资所广泛采用的“股东参与”投资策略就可以考虑为我们所用。股东参与是指股东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发挥作用，股东可以通过提出建议、代理投票、与管理者对话等方法影响公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行为。如果未获成功，股东可以提交正式议案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议案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改变公司的政策指引，鼓励管理层关注社会环境与道德，从而增加长期的股东价值及财务绩效。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基金管理公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在自己产品的推介中，不要仅仅狭隘于推荐产品，还应该更广泛宣传行业情况和前景，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学上讲的“外部性”的利益“溢出”，但其实只有整个行业的“蛋糕”做大了，一家公司才有了更可依赖的行业背景，才有了在整个社会和经济中更大的影响力。
基金业给社会展示和呈现怎样的行业形象，是所有从业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形象的塑造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小到如何善待自身员工利益、如何处理好非正常的工作流动性对外界所造成的浮躁感，大到如何真实及时披露信息，比如社会和市场一直诟病的基金经理暗中调换而不及时披露问题、对社会公益捐赠的及时性和热心等。当前，形成鲜明企业文化特征的基金管理公司还很少，这本身就说明了基金行业在呈现给社会的整体印象中还任重而道远。笔者以为，只有当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在社会上充分树立了鲜明的、健康的、阳光的行业形象之时，才是基金行业受到社会充分认可之时，才是基金行业崛起于金融之林、立足于社会之时，而这不是仅仅靠投资业绩单一要素能全部解决的。
社会责任投资的准确概念是什么？推出社会责任型投资，对基金业发展有何意义？
刘传葵：“社会责任型投资”又称“可持续的和负责任的投资”，它要求企业在对盈利能力或“商业责任”加以“合理”关注以外，还同时关心另外两项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环保和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同社会责任型投资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在制定公司经营策略时将社会和环境需求与传统的利润要求相结合。
我以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必须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才能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而是否在“企业社会责任”背景下去营运基金，对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运作的立意具有完全不同的境界。
推出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有助于基金业在整个社会的形象，把参照系放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去考量自己的行业形象。基金业近两年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其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对整个行业的社会形象甚至个体公司的社会形象都非常重要。
此外，美国仅仅社会责任型投资的总资产规模就大大超过了我们所有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推出社会责任型投资，也是国际接轨的必须。为投资而投资，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对一个行业是不够的，就好比一个伟大的建筑，不仅仅需要在设计上满足人们办公或居住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世人审美或打造一个城市乃至区域形象等其他的需要。
微观上来讲，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而言并非是无利可图的，而是“一本万利”，可以向社会证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证明自己能够在经营活动中把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带来社会公众的认同。而且，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展示自身实力、产生广告效应的绝佳手段，能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因此，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既是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会否影响基金的投资业绩？
刘传葵：社会责任基金以其数十年的实践表明，企业能做到既赢利又行善。社会责任基金的投资限制并没有影响基金业绩，其长期投资报酬率优于其他基金。过去30年里，社会责任基金资产的增长率是所有其他共同基金的5倍。
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根据威森伯格金融研究披露，在最近的3年、5年或10年里，以道义为原则的投资基金的指数优于普通指数。所以，以道义为原则的投资已经不是一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投资理念与思想。
另一个是戴米诺400社会责任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它是由KLD研究与分析有限公司编制。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戴米诺400社会责任指数的市场表现逐渐赶上超过S&P 500，生动地说明了从长期看善尽社会责任的公司的表现不弱于、甚至好于其他公司。
因此，以为社会责任投资可能影响基金业绩的说法至少不是站得住脚的。在我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一个也被作为社会责任投资标的公司的社会责任型企业，它应该是在一定商业责任上已经表现良好的公司，这样它才有力量来做社会责任这个事情，要持续性地做社会责任的事情，应该是有持续性的良好的商业责任的，否则一定难以为继，这类公司应该是行业的“佼佼者“。其实从我们目前现实的情况看，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比较有影响的不少是那些行业巨头，他们不仅是大市值公司而且其股价在这轮牛市中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表现。
在推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基金公司应该怎么做？
刘传葵：基金规模的日益壮大，已为社会责任的实施提供了越来越坚固的经济背景和基础。直接设计和尝试“社会责任”类基金产品以及在一些投资中体现出“社会责任”的精神，则可以取得立竿见影之效。
即便在没有推出专门的“企业责任”基金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作为，在不影响投资业绩的同时尽量贯彻和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仍是可为之举。在国际上，符合社会责任基金选股标准的上市公司正在明显增加。而事实上，只有那些准备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企业发展空间更大些，更有可能实现持续的发展。因此，投资获取收益与实现个人或社会的价值目标是并行不悖的。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目前国内基金的投资对象是上市公司，在两千余家企业中，单看报表，有不少企业的财务数据也许是非常漂亮的，经营业绩连年增长，似乎非常值得投资。但这些企业中，也有部分存在忽视员工或投资者利益、不讲诚信、对企业造成的环保问题漠不关心甚至生产安全存在严重问题等现象的公司。如果投资了这些公司，不但是对它们种种不良行为的一种默许和支持，而且也未必能为基金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 所以就投资影响力而论，基金的态度和选择显然对上市公司行为有相当约束作用。
因此，证券投资基金自身的定位及其责任都催促其担当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代言人角色，从而更进一步成为推进制度建设和改革的中坚力量。由此观之，将社会责任理念作为对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点考察内容，已是基金管理公司眼下的当务之急。
海外社会责任投资加速发展
海外社会责任投资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特点。据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论坛的统计，从总资产规模来看，美国1997年社会责任型投资的总资产为1.18万亿美元；1999年增长到2.16万亿美元；2001年更高达2.32万亿美元；2003年为2.16万亿；2005年为2.29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基金总规模（24.4万亿美元）的9.4%,即2005年美国每10美元基金中有将近1美元为社会责任投资基金。采取投资组合筛选和股东参与策略的基金资产约占所有社会责任投资资产的99%。
欧洲的社会责任型投资则起步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兴起，其后在各国政策与法令的推动逐渐兴盛，成为继美国之后社会责任型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区域。英国在1989年仅有1.99亿英镑的社会责任型投资资产，1997年为230亿英镑，2000年为370亿英镑，到2001年迅速攀升至2550亿英镑。由于英国于2000年立法规定所有退休基金公开其社会责任投资政策的要求，其国内退休基金采用社会责任型投资准则的规模由1997年的零发展到2001年的800亿英镑。同期保险公司运用SRI投资策略也由1997年的零发展到2001年1030亿英镑。
亚洲在社会责任投资领域落后于欧美。目前亚洲市场社会责任型投资大部分在日本及澳洲。日本基金市场于1999年创立第一支社会责任型投资概念的环保型基金（Nikko Eco Fund），至2003年，已有11支同类型基金出现，有6支国内及2支国际性的环保型基金、1支国内及2支国际性的社会责任型基金，规模总值约10亿美元。澳洲则有七支SRI基金，共管理10亿澳元的基金资产。
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地区的社会责任型投资市场在香港的“亚洲社会责任型投资协会”（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Asia，简称ASrIA）的协助与努力之下，已有相关的商品出现，截至2003年，共有13支全球型社会责任型投资基金，其中香港6只、新加坡5只、韩国1只，台湾1只。
传统上，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倾向于避开烟酒、博彩等“罪恶”行业，也不会投资那些对普遍接受的环境、人权和公司治理标准熟视无睹的公司。但在亚洲，社会责任投资倡导者主要关注于环境问题，而不是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投资限制。最近，香港的强积金系统推出了该系统第一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绿色退休基金”(The Green Fund)，以环保型企业为投资目标，由美国国际集团(AIG)及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公司(JF Asset Management)共同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只基金可能会吸引那些关注华南地区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