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舆论的压力下，国际玩具大买家纷纷通过国际玩具协会（ICTI）网站宣布，大陆玩具企业必须在2006年1月1日前，获得《ICTI商业行为守则》的认证，否则将从这些工厂退单。但截至2005年12月，全球仅有500家企业提出认证申请（其中多数为中国大陆玩具企业），约200家企业获得认证。更多的玩具企业徘徊在ICTI认证之外。
“我们要做的是，在非政府组织（NGO）对我们发起指控之前，确立工厂审查的统一标准。”在2005年的一次玩具展会上，国际玩具协会CARE Foundation主席Alan Hassenfeld告诉记者。
Hassenfeld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孩之宝”（Hasbro）公司董事长。他的担心并非多余。2005年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李强的《玩具血汗工厂调查》。在调查了广东省东莞市的11家玩具工厂之后，李强发现：“除了一家工厂在生产淡季基本遵守中国劳动法外，其他的10家工厂都存在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违法行为包括：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支付工资低于最低标准、不购买社会保险、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等。
近年来，大陆“血汗工厂”引起全世界关注。其中，玩具工厂更成为NGO批判的焦点。美泰、孩之宝、跳蛙等国际玩具大买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纷纷通过国际玩具协会（ICTI）网站宣布，中国的玩具工厂必须在2006年1月1日之前获得《ICTI商业行为守则》的认证，否则将从这些工厂退单。
《ICTI商业行为守则》又称为“关爱行动”（CARE Process），CARE是caring（关怀）、awareness（认知）、responsibility（责任）和ethics（道德）4个词的缩写。它能否成为玩具行业的权威标准，把玩具工厂变成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还是将沦为又一个昂贵的“形象工程”？Hassenfeld斩钉截铁地说：“血汗工厂将成为过去！”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ICTI守则出台
事实上，玩具行业并不缺少“商业规范”。19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西方国家风生水起，各种商业行为规范、自律准则应运而生。但时至今日，林林总总的规范并没有为大陆玩具业带来一个更“干净”的行业环境。相反，由于缺乏统一标准，买家重复审核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玩具工厂苦不堪言。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案例是，大陆一家工厂在一年之内被审核了50多次。
为整合多重审核，国际玩具协会历经7年努力，在2002年年中正式推出了《ICTI商业行为守则》。虽然这只是一项自愿性质的行业守则，但越来越多的买家要求玩具生产企业通过ICTI认证。据国际玩协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2月，全球超过150家公司签署并承认了ICTI认证，其采购量超过了世界玩具市场的50%，其中包括了美泰、孩之宝、跳蛙、美高、玩具反斗城等顶尖品牌。
ICTI守则倡导3大原则：一是“三不用”――即不用童工、不用强迫劳动工、不用囚工；二是用工“不歧视”――员工不因性别、种族、宗教、社团倾向不同而受歧视；三是“奉守环保法规”。其审核涵盖8个方面：童工、囚工/强迫劳动工/工作时数、工资与补贴、歧视、工作条件、工作场所安全、EHS（环境、健康和安全）。
业内人士指出，ICTI认证过程跟以往的买家审查有了“实质性的区别”。买家审核是第二方审核，买卖双方相互依存，有时看一看即可通过。记者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的玩具工厂调查发现，即使是一些规模很大的玩具厂，也在买家“查厂”时弄虚作假。比如，买家很难查到超时加班。某大型玩具厂的工人告诉《凤凰周刊》：“记录上只会显示每天3个小时的加班，超过的部分有另外的记录，或者转到后面的月份里。”在买家审查之前，工厂会组织工人“培训”，学习如何回答督察员的提问。等督察员一走，一切回复原样。
而ICTI认证要求由第三方审核，国际玩协专门指定了6家独立审核机构，并采取严格的审核方法：与当地法律进行核对，进行实地查验，同工人面谈。其中，工人面谈要求在独立的房间，不能有厂方代表在场，并做好面谈的保密。审核中还非常重视查看文件原始记录。“也就是说，不管你口头上说制度措施有多完善，如果没有相关的记录也没有用。”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刘艳芳说。
在认证流程上，ICTI认证也有独特的设计。守则附录Ⅱ有一个《审核清单》，表格将所有要评审的项目一一列出，即“审核问题栏”。是否做了，由工厂来填写“是否栏”；做得如何，则由评审员在“备注栏”做出判断。如果有不合格的方面，工厂必须执行改善行动，并进行再审核；如此周而复始，直到认证机构同意推荐认证。之后，还需要ICTI认证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审查，ICTI (亚洲)有限公司批核，工厂方能领取证书。而且，每年要进行复审，不合格者将吊销认证；对玩具厂的下属工厂、分包工厂也同时进行审核。
深圳一家中型玩具厂厂主花费了几十万元改造厂房、设施，通过了ICTI认证，但他实际上并不做美泰、孩之宝等大单，只是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目的何在？“当我和买家接触的时候，可以很主动地说，我通过了ICTI认证。”据悉， ICTI已与欧洲外贸商协会(FTA)达成协议，所有获得ICTI认证证书的企业，其资料可录入FTA的欧洲零售商计划，可向国外大买家介绍通过审核企业的情况，从而可快捷地与他们建立贸易关系。
尚难一统天下
然而，从2002年正式出台至今，ICTI守则的推行并不算顺利。日前，专门负责该守则推广事务的国际玩协CAR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Ewert告诉《凤凰周刊》，截至2005年12月，全球约有500家企业提出了认证申请（其中多数为中国大陆玩具企业），约200家企业获得了认证。但刘艳芳说：“根据国际玩协的计划，到2005年应该有500家企业通过认证。”
占世界玩具产量75%份额的中国，仅深圳一地就有大大小小1200家玩具工厂。对于ICTI守则，绝大部分工厂选择了观望。事实上，致力于制定和推行守则的只是国际大买家和少数大型玩具厂商，而大陆玩具行业的主体，却是规模不到1000人的小型工厂。据刘艳芳透露，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玩具企业在深圳最多只占到20%。
也因此，虽然2006年1月1日的“大限”已过，玩具工厂的心态依然各异。大厂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可以承担和消化认证的成本，他们希望早日统一标准，消除重复审核的繁琐。比如，永勤玩具厂董事长陈永麟作为工厂代表参与了ICTI守则的编写，该厂也成为大陆最早通过认证的玩具生产企业之一。
而中等规模的工厂有的继续观望；有的在媒体报道或外界压力下，开始着手了解和准备；有的则因为原有客户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尽快通过认证。
认证的成本让小工厂望而却步。虽然直接的申请和认证费用只有几千美元，但由于这些工厂大多数是20多年前建的老厂房，设施陈旧，要达到守则的标准，必须投入“巨资”改造，大多数小厂难以负担。小工厂处于产业链的最下端，利润空间本来有限。近年玩具材料价格上涨，使得玩具工厂的成本压力更加沉重。“就算我花了大钱去搞认证，到时候我也不一定能够从那些大买家手里拿到订单。”某工厂主对记者说。
于是，大多数小厂静观其变。如果“大限”过后，欧美的订单撤走，他们可以凭借规模小、变通灵活的特点，转做日本等地的单―日本客户虽然对品质很看重，但并无此类认证需要。实在不行，就转产做其他的。
造成ICTI守则推行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守则和大陆法律法规的衔接问题，主要体现在工时和社会保险上。玩具行业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5月到10月是旺季，由于周期短，必然要加班。考虑到行业特点，ICTI的工时规定是每周不超过72小时；而大陆劳动法的规定是每周工作40小时，每个月加班不能超过36小时。劳动法规定要给工人买社会保险，然而，玩具行业的工人流动性很强；而且社会保险的缴纳标准是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的，玩具工人的工资只能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0%~30%）。所以，工人中往往是退保险比买保险的还多。
如何走出“公民”困境
有专家指出：要使大陆玩具“血汗工厂”的现象有根本改观，不能单靠一方的力量，更不能指望一个守则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解读“血汗工厂”现象，可以看到一个层层相扣的链条：跨国零售商及国际买家→品牌或贸易代理商→玩具工厂→分包工厂→工人。这一链条之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组织：当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图1所示）。
在国际玩具协会的Christian Ewert看来，血汗工厂问题的根源出在工厂主身上，而ICTI守则的目标就是“确保在向全球玩具产业提供产品的供应商中，不存在所谓的血汗工厂”。Christian指出，“血汗工厂现象显而易见是贪欲结出的恶果。”
而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跨国公司。他认为，全球化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分层承包体系，跨国零售商和制造商（国际买家）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他们尽力压低产品的采购价格，为了规避风险和追逐廉价劳动力，又纷纷将生产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热衷于这个体系，除了可以降低他们的投资风险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借此对工厂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不承担道德及法律上的责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认为，守则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解决“血汗工厂”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转型；而在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最为关键。
据深圳市玩具协会提供的资料，深圳玩具企业主要以来料加工为主，产品90%以上外销。OEM贴牌生产的方式导致了工厂利润率低，也抑制了自主开发产品的积极性。
刘开明建议学习韩国的成功经验。在韩国的转型中，政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60年代，韩国有4/5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因为劳动力有无限供应，农民没有议价能力，所以资本家没有在工人身上投资，而是由政府来投钱，培训进城农民，培养了大批熟练技工，为1980年代后期韩国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韩国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向城市及工业转移。在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20年间，有1100万的韩国农民转移到城市，占到农村人口的60%，从而实现了城市化，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