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的企业家代表们第一次把“企业家的责任与社会环境”当作专题研讨的主题，尽管很多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们早已在不同的场合阐述着他们各自秉承的、其全球公司价值观之一的“企业（而非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公民”。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前者更多仰仗的是企业领导人，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属于一种启蒙阶段的价值观，而后者则是一种制度化了的价值观。
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化工、医药等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业巨头，都把“企业公民”作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并积极实践。这种企业应该像公民那样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的普遍形成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跨国公司与包括各种环保、人权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博弈后形成的，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股市，并通过股价的涨跌调控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正在寻求在国际市场上市并且有国际投资者参与的公司，你会发现公司的声誉能对股价产生影响，公司的声誉越来越由公司在环境和社会中的表现而非仅由经济上的成功所决定，”中海壳牌石化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壳牌化工公司的合资公司）总裁蓝仲凯在第七届化工研讨会上说，“事实上，包括壳牌和英国石油在内的许多跨国石油公司都发现，当他们有时宣布自己已获取了创记录的利润时，却遭到了社会各方严厉的批评。可见，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总是声誉财产。”
但在中国，在很多弱势群体缺乏代言人以及NGO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
1、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定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什么是企业公民？即使到现在，国际上也没有公认的标准答案。但基本要素除了股东、客户和员工外，还必须包括坚持可持续性发展，不破坏环境，为社区和更广泛区域内的人服务，重视企业在非商业层面的社会贡献。就拿优秀企业公民、石油公司壳牌来说，它的原则是：在强劲的收益率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价值，保护环境，尊重和保护员工，服务社区，与相关利益方合作。相关利益方包括股东、员工、人民和当地政府。 2003年10月8日，壳牌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在湖南岳阳市的一个煤代油项目公用工程建设拉开序幕。这个投资额超过11亿元人民币的合资企业，是在2001年11月12日，也就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三天宣布成立的。
从成立到正式建设这两年里，壳牌公司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出该项目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对健康影响的评估（预测有害物和未来的商业活动将给当地社会老百姓的健康带来什么好的和不好的影响），并控制这方面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怎么去补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在项目设计阶段减少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你越早做这件事情越好，你能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壳牌中国集团主席兼天然气及发电业务董事总经理王郁章说：“这是壳牌公司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做所有的投资活动之前，内部必须要有的东西。”
从开县井喷这起特大责任事故来看，中石油集团在开县做项目投资的时候，是否把项目对当地人民带来的影响考虑在内值得怀疑。而当跨国石油公司在中国组建合资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国际化的社会责任标准带了进来。
“中国其实也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在中国，也有良好的程序来确保已征求过人民的意见。但是，这一点还没有经常与可持续发展或环境问题联系起来，”中海壳牌石化有限公司总裁蓝仲凯说，“如果你和一个中国公司谈及新项目，你可以得到详细而周密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回答。但当你问及受到这一项目影响的人群时，却往往会被告知这是当地政府的事。”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环境问题不理解，只是反映了责任划分的不明确。尽管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对社会的需求很敏感，但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机制以采取统一的方式保证可持续性发展。”蓝说。
在和所谓“利益相关者”交涉这一环节，明显表现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中国，人们视政府为国家的核心，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其他部分都围绕着政府这个核心。而在欧洲，人们却认为社会是人们信仰体制的核心，组成这个信仰体制的诸要素――包括政府、私营企业等等――是围绕着社会这一核心的，这两种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如果看一看对社会各界参与的定义，壳牌就会发现，和大亚湾当地社区的谈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政府的参与，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大型公众会议和公开的辩论在欧洲会起作用，但在中国却并不一定有效，也并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中国动迁方面的标准很好，在某些方面，例如对迁移居民日后生活的展望优于世界银行。然而，世行的记录文本有着不同的结构，并要求对程序和过程有详细的记录。另外，世行需要一个社会经济的基层调查、外部利益相关人士的参与以及对恢复动迁户生计的具体要求。中国的规章制度虽然意识到所有这些要素，但它的具体方式却缺乏对过程和程序的规定。
另外，中国企业和国际化的企业公民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如何管理可持续发展（很多层面与企业公民重合）的责任。随着社会全球化的发展，随着社会对大型企业的信任逐渐降低以及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呼声日渐高涨，社会各界人士对跨国公司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社会对跨国公司的看法正在从‘信任我’、‘告诉我’，逐步转向‘给我看’。”蓝仲凯说。但这还不够，非政府组织、政府、社区现在都要求参与到规划和解决的过程中来。跨国公司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在“给我看”中，向外看――透明、包容性和参与，是一套国际化的标准。而中国模式则是趋于向内看。政府代表着社区和相关利益者来谈判。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如果父母官们更看重经济利益而不是当地人民的公平、公正和福利的话，不代表受影响人群向中石油集团谈判，那就会出现开县井喷事件中因政府角色的缺失而酿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失。另外，政府全权代表社区人民还容易滋生腐败。
在中国，即使有要求，比如环保的要求，也大多是为了要求而要求。蓝仲凯对此深有体会。“在中国，环境、社会和经济的进程由规章制度的需求所驱动，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标准，而不是考虑到行业的长期发展和规章制度的演变，采取一种基于风险的方式。”他说。
而跨国公司在做全球投资决定时，他们考虑的是信誉风险和商业原则。无论在经济、社会与环保方面，在中国的项目都必须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投资机遇看齐。
2、企业公民是多方利益制衡下的价值观体现
现在，瑞士医药公司诺华公司已经把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当成是公司的“首要任务（Top Priority）”。几年前，该公司的董事长兼CEO魏思乐博士就表示，诺华今后将花更多的时间和非政府组织对话。这些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或者一些动物权利组织等的非政府组织对跨国公司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从几年前的大约5000个增长到今天的2.5万个，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他们有特殊的兴趣，他们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要发言，他们希望别人能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这是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
联合国把这些声音集中起来，于2000年成立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该概念由安南秘书长1999年在瑞士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首次提出。通过加入这一契约，工商企业向社会做出承诺，遵守全球契约的9大原则，主要集中在尊重人权、遵守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三大领域，具体包括保证工作场所没有侵犯人权的现象，消除强迫劳工和雇用童工以及在用工制度上的性别或者其他方面的歧视，还有就是承担起环境责任，开发有利于环境的技术等。
全球契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得到积极响应。今天，全球共有1,184家工商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他们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些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融入契约所倡导的9大原则，这使得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更具有社会性和可持续性。
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透明、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国机构都是全球契约的成员。
“我们可以把全球契约想象成一种宗教，9大原则是它的支柱，”联合国全球契约的负责人、安南秘书长的高级经济顾问柯尔说，“当商界领袖做出公开承诺时，它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就像你信仰一种宗教，你会尽力遵守教义，这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另外，在企业内部的员工，也会监督管理层是否保证了劳工权利，是否注重环境保护。总而言之，加入全球契约本身，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好的或者坏的典型，加入，只是表明你愿意在这些方面努力，承担责任，接下来就应该坦然面对社会力量和自身员工的监督。”
有意识地监督执行情况比提出口号更重要。在2002年的“全球契约”报告中，诺华称其在全球范围内因违反契约而免职的人数超过100人。
在西方，除了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对企业形成制衡以外，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已经将企业公民的价值观量化。比如，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转向“符合道德规范”的投资公司，并根据这方面的表现评级，而且还据此估计未来股票市场的业绩。
另外，如果企业想从国际银行贷款，就需要保证能够满足银行的利益相关人士（银行客户、投资者和股东）期望的标准，也就是国际标准。对于人员动迁和环境影响评估，意味着外界有关人士的参与，保证倾听他们关心的问题并考虑他们的意见，同时还意味着对于这些过程的独立监控。银行还会查看公司既往的和现在在达到这些标准方面的跟踪记录，以做参考。
3、中国为什么缺失企业公民？
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成员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原始积累时期）、追求规模（资源整合时期）与企业公民时期。企业以挣钱为目的，天经地义，但也不外乎一种商业本能。企业由低阶段向高阶段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社会过滤。
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存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了第二阶段，但如果考虑以下5个具体化的标准，那么我们今天几乎没有来自地道的本土企业的企业公民：
(1) 形成包含企业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规划；
(2) 拥有系统的员工生涯规划与员工发展支持计划；
(3) 整个团队明确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商业伦理规则；
(4) 系统的社会发展资助行为（需要提醒，今天中国企业鲜有对包括环保、弱势群体教育支持、流动人口的政策研究、艾滋病防治、沙漠化防治等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问题有持续和自觉的贡献，即使有个别的行为，也是非持续的、往往受到外部行政力要求的）；
(5) 对于企业公民规划落实的专门的管理与监督机制。
“今天，联想也许学习IBM的商业模式、非常可乐也许学习可口可乐的商业模式、海尔学习GE的管理模式，但他们几乎都还没有学习这些企业的公民建设模式，”袁岳说，“超越自我商业目标，而能从消费者的整体福利视角为自己设立行为指标；超越当前，能从未来发展目标的需要而规约当前行为；超越本土，则能体察其他文化之精髓而为己用；超越商业，能自社会政治与人文进步的贡献角度来积极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当具备这样的意识时，企业家才可被看作是有超越精神的企业领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商业领袖及其企业比他们的许多国际伙伴与竞争对手差了整整一代以上甚至更远。”
如果撇开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不讲，至少中国的社会现状并没有为企业公民的产生提供土壤。先不要说中国的NGO数量不多，即使有，在现阶段的现实下，他们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另外，包括员工、社区人民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缺乏自己强有力的代言人。如果涉及的社区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政府以全权代言人的身份如果有时候不是形同虚设，如在开县井喷事故所显示的那样，那也存在风险，比如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同盟。
更不要说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银行现在没有像国际银行那样要求企业提供有外界有关人士参与的、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评估，并做跟踪记录，类似信用机制，并以此作为贷款的考察点之一。投资和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我们只是希望，在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的代价之后，一个健康公民社会的内生机制能够产生，一个社会统筹、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能够内化为各个层面的行为准则，到那时，也许我们能期待更多中国企业公民的诞生。
企业公民与社会责任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解决就业、赚取利润和缴纳税收的功能，人们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企业公民”这个反映这种期望的概念也便应运而生。
“企业公民”对于中国企业界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词，但与此相关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并被广泛应用到环境保护、科技开发、政策制订、品牌攻关等领域。特别是呼应近年来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展，同时也对企业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公民”概念属于社会文化范畴，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经营实践、运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企业公民”这一概念蕴含着社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意味着企业是社会的公民，应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如，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和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同经营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关注环境和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企业公民”不仅仅是为了行善，而是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确保企业遵纪守法，不骗人，不做假账，不搞伪劣产品等等。实际上，能否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体现了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和长远追求。
饱含社会责任的价值观是培育企业公民的重要内容。作为企业，要成为优秀公民就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虽然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组织，企业短期的繁荣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获得，但是企业持续增长的力量却只能从人类几千年来的价值公理中追寻。我国加入WTO后，很多企业都在寻找自己的竞争优势，却忽视了自身遵守应有的社会公德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大败局》一书的作者曾尖锐地指出：“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市场环境的现状，那就是对秩序的集体破坏以及秩序对破坏者的报复。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我们的身边出现了太多的明星企业，他们一方面以一种百无禁忌的勇气创造和放大了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段充满激情的创业神话，而同时，他们的百无禁忌也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的道德规则，使现今的中国市场仍是一个流淌着无限商机而却始终缺乏秩序感与道德感的竞技场。”中国企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很多，比较典型的如伪劣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滥用公益活动进行欺诈等，其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忧虑。当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撞时，一些企业往往片面地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和故意逃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果大家连起码的道德和法治都不讲了，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呢？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新的环境下，企业必须面对社会责任的问题，以公德、诚信为基因，重新打造企业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才能取信于人心，立足于社会。
企业公民价值观的形成不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良心，同时也不能自然地形成。企业公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制化的进程。一个没有纪律的社会，没有法制的社会，是无法形成正确的企业公民价值观的。社会规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一个社会有了合理的、统一的社会规则，而社会成员又能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这些社会规则，就有利于强化企业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形成和谐健康的氛围。同时，政府在企业公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府基本上是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因此在我们法制化还不健全的阶段，政府的参与就非常重要，未来企业公民价值观的建立，政府的参与是不可缺少的。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早日成为法制政府、效能政府、诚信政府，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务。
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与其成功与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对百年老店做过调查，他们的第一代创业者都是以理想主义来创业的，倡导社会责任第一，利益、利润第二。最近在2005《财富》全球论坛会上，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指出：“利润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博弈关系。一般情况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也是企业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同时，企业承担着必要的社会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构成了企业理念的基础。”海尔从砸不合格冰箱开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立品牌，建立市场网络，参与国际合作。不仅保持竞争优势，提升了社会形象，而且赢得广泛尊重，企业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怎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企业公民行为？对当前中国企业来讲，有两点值得注意：从品牌建设角度看，一个好的企业品牌应该由内而外，员工应该成为企业公民的主体；从企业发展战略角度看，企业的公民价值观一定要和企业发展战略保持一致，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是企业价值最早的承受者，最快的传递者，所以应该以人本，以员工为本，把以员工为本、以企业为本和以社会为本有机结合起来。企业的行为只有首先让员工感动，才能感动“上帝”，才能“感动”市场。如果不让员工感动，则很难让外部的公众对你有好的印象。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企业现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履行社会责任是当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企业转变经营方式、提高管理水平的需要，是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对企业来说，传统的成本、质量、服务已经成为最基本最平常的标准，而道德标准正在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从管理的进程来看，企业管理正在从全面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走向社会责任管理。其主要特点是，企业管理不仅表现为投资者、管理人员的职能，而且融合为劳动者、消费者、供应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这种新的管理趋势，要求企业从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对自己的监督、检验和认可。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和展现企业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环境、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正面形象。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消费者对其产品也就更加信赖，从而提高企业的销售额和顾客的回头率，赢得市场。由此看来，成功的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做好自己的商业品牌；另一个就是树立好企业的社会公民品牌。看一个企业是不是成功，不仅要看它的股东满不满意，它的客户满不满意，还要看一般社会公众满不满意。也就是说，成功的企业并不是只做好自己的商业品牌就完事大吉了，它还要做好企业的社会公民这个品牌。不做好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就不算成功，也不可能成功。